红旗公社的宣传工作，由于有周先生这样的“大腕”加盟，搞得风生水起。他编了许多快板，顺口溜和地方戏短剧，叫公社文工队操演熟练了，至各个大队循回演出，大受欢迎。
只不过这个“编剧”，写的是老爸的名字。
见周先生干这种小儿科的事情居然干的十分乐意，我不免十分感叹。先生这也是憋闷得很了，整整六年时光，他一个饱学鸿儒在麻塘湾插秧锄地，五十岁不到年纪，磨得如同六十岁的小老头。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一点可怜的机会，也就忍不住暴发起来了。
但我也知道，这种现象只怕难以持久。
因为红旗公社目前宣传的主体方向，与县革委的文件要求是不相符合的。周先生宣扬的最多的，乃是“稻田养鱼”一类的农业技术知识，当然也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但对于中央理论方针却是避而不提。王本清崔秀禾迟早要发难。[
论哪个领导，都不容许手下有这样“大逆不道”的部属出现。
七七年七月初，红旗公社开始全面收割早稻。三个多月前放养的鱼苗，大面积丰收，全公社四百二十亩水田，基本上没有发生严重病害，大的鲤鱼鱼苗长到了三四两，个别竟有达到半斤的，小的也有二两，虽然还没有全部起网捕捞，保守估计平均每亩也能产鱼六十公斤左右，每个大队凭空增收了两千余斤鱼。尽管摊到每个人头上，只有两斤左右，对于常年吃红薯米饭，难得开一次油荤的农民，实在是一注了不起的财富。看着稻田里不时跃出水面的鲤鱼鲫鱼，社员们一个个喜笑颜开，笑得嘴都合不拢来。
严主任和老爸自是兴奋异常，严主任甚至又买了个猪头一锅炖了，再煎了几条鱼，叫上大家海吃了一顿。不过这次，严主任却特意声明是为我酬功。
周先生、师母和大姐这才知道，“稻田养鱼”的首倡者，竟然是我这个小屁孩。
正当大伙沉浸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之中，县里召开干部大会，并且点明各公社一把手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职必须参加。
“终于要见真章了。”
严玉成得到通知，反而松了口气。
兴许因为等待得太久的缘故吧。等待历来是最让人心焦的。至于见了真章之后是个什么结局，却在其次了。
通知会议开始的时间是次日上午八点半。红旗公社离县城十几华里，不算远。问题是红旗公社没专车。整个县革委，也才两台北京吉普。至于红旗公社的直接上级机构――台山区革委会，也没有一台专车。每天倒是有一趟农村班车往返红旗公社与县城，却是在上午十点。因此严玉成与老爸要想准时参加明天的干部大会，必须今天晚上赶到县城，而且选择外乎两个――走路或者骑自行车。
有自行车骑当然还是不走路。红旗公社的专车，就是三辆自行车。
既然周先生已住到公社，严主任和老爸自然要先和他商议一下。我也就是在他们商议的时候，知道了这回事。
“玉成，你有没有打电话问一下县里的熟人，这个干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什么？”
“问过，县革委办公室的江主任，是我以前的老同事，他说这个大会主要是布置下半年的革命宣传工作，王本清亲自主持，具体内容却不清楚。”
“看来上头拿定主意了。”
周先生有些忧心忡忡。
如果是他自己的事，他是决然不会如此忧心的。这人脾气犟得一塌糊涂。但事关得意门生与莫逆之交的政治前途，不免颇为焦虑。
严玉成表情轻松，淡淡道：“那又如何，大不了不做这个干部就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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